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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2-24 14:30 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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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公務員面試熱點:媒體評“張扣扣案”

面試熱點相關背景

2月15日大年除夕當天,山西省漢中市南鄭區發生一起殺人案件。35歲的犯罪嫌疑人張扣扣持刀將鄰居王自新及其長子王校軍當場砍死,王自新三子王正軍被刺傷后搶救無效死亡。2月17日,一度潛逃的犯罪嫌疑人張扣扣向警方自首。

面試熱點獨家解析

    法制日報:張扣扣案,基本的法治精神不可或缺
 
    從大年三十至今,網絡上到處都是張扣扣案。一位號稱“國際政法研究院院長陳中華”的網友在微博上聲稱,“張扣扣在殺母兇手得不到法律制裁的情況下殺了兇手,是符合天理國法人情的,司法機關應當盡快釋放張扣扣,才能震懾那些有錢有權有勢的犯罪分子。”
 
    如此荒悖的言論竟然有人附和、有人點贊,實在令人有種穿越回無法無天、私刑興盛時代的感覺。現在是法治國家、法治社會,說到哪里我們都要講法。
 
    何為法治?一言以蔽之,以法律維持社會秩序。為打擊犯罪、保護人權,國家制定頒布了刑法,其三大基本原則是:罪刑法定,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刑,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對任何人犯罪,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許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權;罪責刑相適應,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
 
    我國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條規定,故意殺人的,處死刑、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節較輕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張扣扣于光天化日之下連殺三人,其情節輕重,正常的人都自有判斷,相信法院最終也會依法獨立公正判斷。即便找遍刑法,我們也找不到可以對張扣扣網開一面、“應當盡快釋放”之條文。
 
    一邊呼吁司法公平公正,一邊卻無視法院對故意傷害張扣扣母親致死的王正軍已作有罪判決的法律事實,杜撰“殺母兇手得不到法律制裁”的虛假事實,慷慨陳詞要求司法機關盡快釋放三條人命在手的故意殺人犯罪嫌疑人,明顯于法無據,于理不合。
 
    從自然法到成文法,從天理、人情到國法,故意殺人都必須受到懲罰。張扣扣因為對王正軍故意傷害其母親致死判決結果不滿,以暴制暴,連殺三人,是典型的故意殺人行為。而在一些人口中,事實被歪曲,激情被虛構,情緒被煽動,更有人在網絡上公然提倡以暴制暴、私力復仇。這是在開依法治國、法治國家、法治社會的倒車,還是要顛覆一個民族寶貴的法治精神?
 
    據《新京報》報道,南鄭區法院已將此事向陜西省高院匯報,省高院已經委托市中院合議庭對王正軍案進行再次合議。相信這個案件后續在輿論的關注下一定會有一個公正的結果。
 
    必須強調的是,無論一個案件有多么復雜、多么受關注,對其也絕不能喪失基本的法治精神和法治思維。信奉法治,就是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按法律程序進行,尊重司法權威。張扣扣案成為最近輿論焦點,眾說紛紜,沸沸揚揚,無論是媒體、自媒體還是司法機關,都需要沉著冷靜理性,說精準的話,做精準的事,說合法的話,做合法的事。 (陳東升)
 
    錢江晚報:張扣扣案的恩怨,只有法律能了
 
    2月15日,陜西漢中發生了一起命案,歹徒張扣扣手持刀刃連殺鄰居王家父子3人。恰逢大年三十,一個最講溫情最講團圓的日子,兇手手段之惡劣下手之重讓人吃驚。
 
    這原本是一起是非分明的案子,卻因為牽扯出了一樁20多年前的舊案,在網上引起了很大的爭議。在譴責的同時,網上輿論也不乏同情支持張扣扣的聲音,認為張扣扣這是在為母報仇,體現了傳統的孝道和所謂的俠士精神。一些自媒體的加入也給行兇者增添了一種悲情色彩。
 
    20多年前,張扣扣的母親在與王家兄弟的爭執中,被打傷不治而亡,張扣扣心中這團復仇之火,一直醞釀了20多年。可是這團火究竟是事實真相沒有查明大仇不得報無處報的不平之火,還是張扣扣心中已經走進偏執的暴戾之火呢?
 
    其實,對于這樁20多年前的舊案,法律界人士的相關解讀已經很多了,比較有爭議的兩個點,一個是刑期的問題,當年打死張母的王家三子事后被判刑7年。有人覺得刑期是不是太短了,可如果考慮到嚴重性、事發前后沖突的形成發展過程,以及王家三子作案時還未滿18周歲等情節,定性為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罪),而不是故意殺人罪,并未逾越法律的規定,7年刑期也是合適的。另一個則是賠償的問題,依現在的法律判決看,賠償似乎少了不是一點,賠償范圍也很有限,這里面確實可能存在問題。如果有可能,希望司法部門啟動調查程序,回應外界質疑,看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但不能忽視的是,20多年前的法治水平和法治環境不能跟現在相提并論,對民事賠償部分不規范的處理不夠重視,這里面有時代局限性的問題,不能簡單地用今天的標準套用過去的判罰。
 
    而且哪怕20多年前的舊案存在未清的疑點,也不是動用私刑的理由。張扣扣為了20多年前的殺母之仇,殺了3個人,那么王家的后人又該怎么辦?是不是也該繼續復仇?這不是孝道,而是毀滅之道,是制造更深的仇恨,對先人后人、對社會都不負責的不孝之道。而且張扣扣所殺的3人中,王家長子根本與20多年前的舊案無關,你有什么權利剝奪無辜者的性命呢?這種草菅人命的行為,更不可能是傳統價值觀的一部分。其畸形的人生觀念、心理軌跡、犯罪動機值得好好剖析討論,但這樣的人不值得同情。
 
    為張扣扣叫好的聲音中,有那種圍觀不嫌事大的起哄心態,更有不顧法律不計后果的戾氣。我們已經邁入法治社會,雖然局部仍然存在司法權可能被濫用的事,但作為一種社會大環境,權大于法已經是過去式,不能再用一些陳舊觀念來評判現代人的行為了。冤冤相報的江湖已經遠去,沒有必要留戀。張扣扣案的恩與怨只有法律能了斷,法律也是最終的回答。
 
    這不是要做什么“理客中”,而恰恰是因為,法律的判決是對受害人和施害者最公平的一種處理。一般情況下,受害人會傾向于要求重罰,施害者會千方百計逃脫懲罰,只有法律能在權利和責任間尋找平衡,才能制造公平,才能消除怨氣。
 
    認為法律不公平的,也應該拿起法律的武器維權,學會用法律說話,用法律維權,用法律解讀,用法律來約束自己,才是我們這個時代應有之義。對這種惡性犯罪,任何一位具有法律知識的公民都應該有鮮明的立場和態度,任何對事件動機的美化都是是非不分、混淆視聽
 
    張扣扣案:那些消失的共鳴
 
    陜西漢中男子張扣扣除夕持刀殺害鄰居三人的新聞,在這個春節挑動著人們的神經。
 
    在輿論場上,他的經歷被“為母報仇”“二十年雪恥”這樣詞語進行了概括。因為動機的情感正當性——為二十多年前被鄰居打擊頭部致死的母親報仇,和報仇過程中的選擇性——奪仇家性命卻不傷仇家婦孺,他進一步被視作壯士和義士,整個人生經歷,獲得了傳統俠客故事的加持。
 
    這種原始民聲,發乎自然,幾乎很快就受到了知識群體反省。基本的立足點是,“同態復仇”是現代社會的敵人,“殺人償命、欠債還錢”的樸素正義觀雖然仍是法治的基礎,但法治的不同就在于經審判而償命、合程序而還錢。
 
    不過,上述反駁真正開始變得有力,不是因為評論者的合圍,而是因為隨后出現了一兩篇珍貴的調查報道,具體而不是抽象地還原了張家與王家的之前和今天的兩場悲劇,超出了“符號”對“符號”的爭論。當遠隔萬里的人們以“義士”的名號贈與張扣扣時,當地村民和事件的目擊者,卻稱“殺人能是英雄?簡直是胡說八道!”——這種來自新聞現場的聲音,比講道理的評論有力的多。
 
    很顯然,大劑量的輿論正附著在單薄的新聞報道上,自從調查報道萎縮之后,類似的情況已經相當常見。比這更該引起注意的是,前兩年標志性案件在公共空間的共鳴消失了,在具體案件上實現法治進步的操作路徑“民聲吶喊—報道介入—評論合圍—專家闡釋—司法回應”正在解體,各個環節間的沖突正在擴張。這種沖突大于共識的情況,不僅出現在張扣扣案中,同樣出現在前兩個月的“湯蘭蘭案”中。
 
    最明顯的一點,是司法和民意的關系變得更復雜了。在之前的典型的呼格案和聶樹斌案中,民間輿論的最終指向是法治正義,這使得沉冤最終得雪時,官方與民間、專家與媒體都覺得自己是勝利者。但現在,以樸素正義觀統攝法治敘事的傾向變得明顯了,快意恩仇的社會情緒更加強烈,也更強硬。
 
    比如,在張扣扣案中,為了支持其行為的正當性,很多人緊緊追問二十年前對王家判決可能存在的司法漏洞,量刑過輕,服刑時間短等問題(這種追問當然是應該的);但同樣在湯案中,同類的司法瑕疵(以口供為證據等)卻不是問題,因為這種瑕疵要服從于為受害者湯蘭蘭主持正義的目標。
 
    就像紛亂衍生俠客夢,在既有治理系統外溢出另一套何以正義、以何正義的敘事,來自于對社會治理不連貫性的一種透視,其實是對法治不是最終權威積蓄的反應。
 
    此外,媒體和民聲民意的關系,也出現了某種悖論。在此前種種公共事件的解決中,媒體曾依靠民意托舉,民意也曾視前者為代言,在去年“辱母案”的重審過程中,自然正義與媒體主張的司法正義曾出現過完美的合流。但目前展現出的趨勢是,媒體的“伸張正義”只有在符合樸素正義觀的情況下才能被蓋章。媒體人(知識人)曾設想的民心可用,很可能出現敘事上的倒置,換民間輿論為主體,主題變為“媒體可用”。
 
    往深里說,輿論場上已經出現了幾套“政治正確”的話語,至少包括,一套主流敘事,一套啟蒙以來的政治哲學話語,一套由儒家思想滋養的樸素倫理觀。若干年前,以法治和權利為核心的政治哲學話語統馭了公共輿論,持這套話語的媒體具有很大的話語權。現在,隨著公共議事平臺向網絡遷移、大量公眾涌入議事場,隨著社會轉型中啟蒙中斷,樸素倫理觀和正義觀成了有限可選的蓄水池,正在形成對民眾的導流,積蓄著巨大的對沖能力。
 
    在這個背景下的張扣扣案爭議,應該僅僅是個開端。(光明網評論員)
 
    張扣扣案:宣揚血親復仇是理性的迷失
 
    大年三十(2月15日),陜西南鄭縣一名叫張扣扣的男子持刀殺死一家父子三人。當兇手張扣扣自首后,有人將其行為稱作為母報仇的快意恩仇,甚至有人贊其為英雄。
 
    從目前公開報道來看,張扣扣的殺人行為與報仇有關。張扣扣所說的“仇”,記載在一份判決書上:南鄭法院認定,1996年8月27日,張扣扣的母親汪秀萍因瑣事與王正軍等人發生沖突,在沖突中,王正軍用一根木棒猛擊汪秀萍的頭部,汪秀萍當晚身亡。當年,南鄭法院一審認定時年17歲的王正軍犯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罪,判處有期徒刑7年,由其監護人王自新一次性賠償張福如經濟損失9639.3元。
 
    這份判決下達22年后,年已35歲的張扣扣,持刀殺害王自新父子三人。張扣扣犯案前,有過參軍、打工的經歷,有些人遂將其行為描述成臥薪嘗膽、報仇雪恨的壯舉。
 
    那么,這到底是一種江湖兒女的快意恩仇壯舉,還是一種應予以譴責的暴力犯罪行為?網上的爭議仍然很多。目前,越來越多的媒體報道在努力接近事實的真相。也許,只有越來越多的事實和證據得到呈現,這種輿論爭端的烈度才有望降低。
 
    張扣扣的殺人行為和復仇有關是基本可以確定的。復仇,這個古老的話題又一次猝不及防地曝光在現代的語境里。
 
    復仇的情結,不但在人類的文學作品中長久流行,也是人類社會長期以來的一個現實迷思。
 
    在人類歷史上,尤其是在古代社會和原始社會,復仇習慣可謂深入人心,復仇特別是血親復仇曾長期存在。彼時,復仇是家屬和族人一個神圣的義務,社會也承認這種復仇的權利。
 
    在缺乏司法力量維持公正的古代社會,允許私人尋仇不足為怪。《周禮》規定,報仇有法定的手續,也有專管報仇事務的官吏,報仇者只要事先去有關官吏處登記仇人的姓名,將仇人殺死便可無罪。另外,也設有專門調解的官吏。
 
    隨著文化進化,復仇的權利漸漸受到限制。法律機構發達之后,生殺予奪之權被國家紛紛收回,私人不再有擅自報仇殺人的權利,殺人也隨之成為犯罪行為,須受到法律的懲罰。復仇從此被禁止。歷史學家瞿同祖在《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中說,公元前一世紀的法律中就已開始做此努力了。特別是唐、宋以降,法律都一貫禁止復仇。
 
    中國古代法律除了積極制止復仇外,還有移鄉避仇的辦法,消極地防止復仇事件的發生。移鄉避仇是一種古代的法律規定,其內容為:殺人者遇赦免刑,而被殺者家中尚有近親屬,為履行赦令,又防止仇殺的惡性循環,規定被赦者不得返居故鄉,要移居千里之外落戶。瞿同祖論及,到明清時,法律雖已無殺人移鄉的規定,但清代條例上有兇手遇赦、被害者子孫不許私自尋仇的規定。立法禁止復仇和移鄉避仇雖不同,但二者的用意卻是殊途同歸:一是使無尋仇的機會,一是以法律的力量禁止再向已受到國法制裁的仇人尋仇。由消極避仇到積極禁止復仇的過程,法律對復仇的防范可謂周密細致,這也可以看出國家法律力量的努力和增進。
 
    不過,雖然法律對復仇嚴加防范和制裁,但是私自復仇的風氣在古代仍然盛行。相比將仇人交由法律程序裁判和懲戒,復仇的熱血故事往往更能激動人心。有時,輿論甚至某些有司官吏也對復仇者持同情甚至贊揚態度,從而使得人情倫理與法律時常處于矛盾沖突中。
 
    在唐代,曾經有一個著名的復仇案例,引起朝野、輿論的強烈激蕩。唐玄宗開元二十三年(735年),都城洛陽發生了一樁震驚朝野的殺人大案。原雟州都督府(今四川西昌市)都督張審素的兒子張瑝和張琇,將朝廷大員楊汪殺死于都城,以報父仇。張審素一向清廉正直,卻被部下誣告貪贓,朝廷派楊汪前去調查,張審素的下屬武將董堂禮激憤之下,擅自殺了誣告者,又以兵丁七百人包圍了楊汪,脅迫其為張審素雪冤。援兵到達,楊汪脫身后,上奏朝廷說張審素謀反。很快,張審素本人被處斬,兩個兒子張瑝、張琇因未成年,流徙嶺南。幾年后,二人逃回洛陽,隱名埋姓。一天夜里,二人半路截擊已改名楊萬頃的楊汪,并用斧頭將其殺死。二人將父親的冤情及殺死萬頃的原因寫在一副表狀里,掛在兇器斧頭上。
 
    二人被官府捉獲后,此案轟動洛陽。都城士女紛紛同情張琇兄弟,認為他們為父報仇,堪稱孝烈。
 
    為平息輿論喧嘩,朝廷下文以告天下:“國家制定法律,目的在于經久適用,出發點是救濟百姓,期望禁止相互的仇殺。如各自都申言自己是履行孝子之志,那遇事誰都不愿讓人說自己不孝,輾轉相繼,相互仇殺就會沒完沒了。”
 
    后來,張琇兄弟被依律處死后,時人集資葬其于北邙山。又恐楊汪家人報復來發掘,就作了數處疑冢,讓旁人無法找到其墳墓。此件復仇事件就此打住,涉事的兩家人定紛止爭。
 
    這只是關于復仇和反復仇的著名歷史案例之一。這個案例中,情、理、法的沖突和互動,都值得深思。
 
    復仇主義之所以如此廣泛、持久,有其深厚的人性基礎和復雜的社會淵源。不過,即使復仇主義在民間仍然有土壤,對于復仇行為不乏同情者,但是,隨著文化的進化和社會的進步,將私人復仇權利讓渡于公共司法懲戒,是社會早已達成的共識。
 
    再回到張扣扣一案。張扣扣殺人后,許多人基于之前張母被王家人所殺一案中可能存在的不公傳言,褒揚其為孝烈、英雄,但是,到目前為止,根據公開報道來看,這些傳言仍然只是一種猜測。因此,對于張扣扣一案的評價,首先還是要基于司法認定的事實,除非有過硬的新的證據出現。
 
    在古代社會,考慮到當時的宗法傳統及國家司法能力的羸弱,允許私人復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現代社會,私力救濟只能是法律力有不逮前提下的一種不得已之舉。對于張扣扣殺人案,如果在沒有充分事實根據下,就將自然犯的個案想象為對司法不公的反彈和震懾,可能會把大眾帶入復仇主義的狂熱和道德主義的激憤,這可能既帶不來真正的公正和祥和,還會消解公眾艱難建立起來的法律意識和法治精神,摧毀法律契約和社會進步的共識。
 
    贊揚血親復仇,宣揚暴力行為,是一種理性的迷失和人心的迷思,這是張扣扣案應該帶來的反思。  (紅網  魯柯)
 
    張扣扣案:社會不是快意恩仇的江湖
 
    除夕當天,陜西張扣扣為22年前母親被打死一事殺死王家三父子。有人說殺人償命,也有人說事出有因可以理解。
 
    人是感情動物,會喜怒哀樂,有沖動的基因,有憤怒的情緒,所以文明社會出現了法律,限制我們生而為人何種行為可為,何種行為不可為。
 
    13歲的張扣扣親眼看到母親慘死并被當眾驗尸,任何人的13歲經歷這樣的打擊都是沉重的,換做是我,也是恨不能殺人泄憤的。是啊,殺人,是很泄憤,試想一下,自己討厭的東西徹底消失在這個世上,何等解恨。“以牙還牙以眼還眼”是人情,是正常的情緒和想法,特別是像張扣扣的“為母報仇”,在一些人看來更是披上了一層英雄主義的色彩。
 
    動機、理由充足,但行為卻是于法于理所不可為的。在武俠的世界里,“君子報仇十年不晚”是種暢快,但在現實世界中,蓄謀十年的作案那是相當可怕的謀殺。或許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有那么幾個“有仇”的人,恨不能除之而后快,但如果不按照法律的規定克制自己的沖動,或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就應當為自己的行為承擔相應的懲罰。
 
    我沒有經歷過那樣的痛苦,我不強勸誰放下心中的仇恨。拋開那些早已說不清道不明的因果,只站在法律的角度說一句——違法必究。至于那些也許會指責我沒有同情心,不理解別人痛苦的人,只想讓大家試想一下:十年前你打了一巴掌的人,十年后滅了你的門,卻得到一片叫好,社會再不以法律為準繩,江湖恩怨江湖了,私行泛濫不受罰,那么,公眾安全感何在?公平正義誰說了算?冤冤相報的仇又到底算誰的錯?
 
    這一次,愿法律戰勝輿論,愿張、王兩家22年的“江湖恩怨”能在一紙公平公正的判決書中落下帷幕。(紅網 蔣文君)
 
    瀟湘晨報:以司法回應化解張扣扣案爭議
 
    張扣扣殺人案所引發的爭議,貫穿了整個春節。
 
    2月15日大年除夕當天,山西省漢中市南鄭區發生一起殺人案件。35歲的犯罪嫌疑人張扣扣持刀將鄰居王自新及其長子王校軍當場砍死,王自新三子王正軍被刺傷后搶救無效死亡。2月17日,一度潛逃的犯罪嫌疑人張扣扣向警方自首。
 
    因為此案發生在大年除夕,而且涉及三條人命,所以自然會引發社會輿論的強烈關注。嫌犯與被害人之間有何過節,張扣扣為何要選擇在春節期間制造血案?在當地官方及權威媒體都沒有提供確切消息之前,網絡自媒體已經在快速地提供有關此案的“事實”與“觀點”。比如:為母報仇、司法不公、隱忍多年、不傷無辜等等。
 
    一時間,張扣扣殺人案被描述成一段快意恩仇的江湖傳奇,張扣扣本人在網上甚至被稱為“英雄”。隨著假期的結束,嚴肅媒體開始介入對此事的報道。綜合媒體所報道的內容,案件的事實與網絡觀點之間還是存在較大反差的。這樁血案的確與20多年前張王兩家發生的另一起沖突有關,在那場爭吵和互毆中,張扣扣之母被王家三兒子王正軍所持木棒擊中,最終死亡。
 
    但是,網上所謂張母遭受王家欺凌致死一說,并未被受訪的村民所認同。相反,有當年事件的親歷者認為,那場沖突是由張母引起。該案經由法院判決,王正軍因故意傷害罪被判有期徒刑7年。此事已經過去多年,當地村民對于張扣扣的“復仇”,大多認為“不值得”或者“沒有必要”。是的,時間的腳步不停,每個人都要向前擁抱更美好的生活。
 
    有人認為,這場延續了20多年的悲劇之所以重新爆發,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張扣扣本人“沒有走出來”。當時還是少年的張扣扣,目睹了母親中棒死亡和當眾解剖,暴力和血腥對其造成的刺激自然終生難忘。如果有現代心理疏導的介入,或許張扣扣會在新的生活中找到自己該走的路。
 
    關于此案的最新消息是,陜西省高院已經委托漢中市中院對當年張扣扣之母被故意傷害致死案件再合議。化解和平息網絡爭議,最管用的辦法是及時提供有關真相的信息。媒體所提供的報道,自有其推動和監督的價值。但是,真正決定性的信息必然來自司法機關。對于張扣扣殺人案和與其相關聯的那起陳年舊案,司法機關的介入都是最優的解決路徑。
 
    法院的再合議,體現了一種負責任的態度。張扣扣的報復殺人行為,并不會因為上述舊案而具備合法性。但是,既然輿論對此案的公正性有所懷疑,司法機關就有必要對此進行調查和回應。這也是一個普及法治精神的過程,如果說張扣扣的殺戮行為與當年的心理刺激有關,那么更多為報仇叫好的人,應當在足夠的真相面前有所觸動才是。 (本報評論員周東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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